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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宗教发展的中国模式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14-05-30 10:10:51 | 作者: | 来源: | 浏览:940次 ]

半个月前,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产生了新一任总统。目前,美国全国上下都在谈论变革。这不禁使我想起,古代中国的经典之作《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说的就是变革。近代中国获得新生就因为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代中国在30年前又义无反顾地抉择了新的变革——改革开放。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宗教及宗教政策也在变化,但又有所不变。美国学者雷默提出过北京共识的概念,一些学者便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那么,何为宗教发展的中国模式?

 

一、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宗教的变与不变

中国宗教不变的是文化的底蕴。礼之道,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人喜爱,崇尚,形成了多宗教、多信仰共生共长、多元一体的局面,没有宗教对抗和宗教迫害的文化基因,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迫害其他宗教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今天,更加真诚、更加明确、更加深入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和明确的法律规定。改革开放引起诸多变革,但中国宗教和谐的基因不会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是对客观存在的尊重,对文明进程的尊重,对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尊重;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

要说变,我们对宗教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的确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更加强调,不要因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差异,而增加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对未来是否有天堂的分歧,没有理由不让位于携手共建现实美好世界的合作。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阶级问题的,但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宗教的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麻痹群众的社会作用是持批判态度的,但现在我们更强调信教群众也是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着一元结构转变,农民将更多地向城市流动,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就业将进一步扩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主体趋于多元,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互补将更加明显、更加深入。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宗教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努力与变革的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和谐文化的建设。基督教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建设一个爱人如己、包容和谐的宗教。伊斯兰教对《古兰经》进行新的阐释,例如,阿訇们告诉我圣战并不是要与人争斗,更不是主张恐怖活动,而是要与自己内心的私欲作斗争。佛教致力于建设人间佛教,认为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倡导和谐世界,从心开始。道教则对内提倡齐同慈爱和光同尘,对外主张以道相通和谐共生。中国的宗教界还一起发出了五教同光、共致和谐的倡议。

鉴于《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鉴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鉴于《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呼吁,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中国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都有涉及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条款,并制定了《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事务实行依法管理。宗教领域一旦涉及社会事务,自由也可能被滥用和践踏。我们要通过依法管理,来防止有人利用宗教、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我们的管理不是对宗教信仰层面的管理,不涉及宗教的内部事务,而是对宗教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管理。在实施这种管理中,明确地依法规范和限制政府的行政行为,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害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事情;积极帮助宗教界协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为宗教界提供他们需要的公共服务。

 

二、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宗教的变与不变

全球化浪潮以及30年来中国的不断扩大开放,注定要求中国宗教也不断向世界开放。以基督教为例: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1年重返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与很多基督教国际组织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如联合圣经公会、信义宗世界联盟、世界归正宗教会联盟、浸会世界联盟、普世圣公宗、世界福音派联盟等;邀请了世基联几任总干事、英国圣公会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父子、亚非的圣公会环南大会主教等宗教领袖访华;邀请北美、欧洲的神学教授来中国神学院授课讲座;向海外先后派遣了100多名神学留学生以及更多的短期进修教牧人员;与各国教会以及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开展扶贫、医疗、教育、救灾等慈善项目;2004年以来与海外教会合作,先后赴香港、美国、德国举办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合作过程中与海外教会建立了深厚友谊。

开放的中国宗教,一直坚持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种坚持,是基于中国教会深刻的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命运抉择。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抵制和抗争。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独立之路,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就像曾受宗教迫害的美国人民珍视宗教自由如同生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爱独立也如爱生命。独立,饱含着中国人民最沉痛的历史回忆,最深沉的民族感情。中国宗教也是如此,其独立的教格不容侵犯。30年来,扩大开放的中国宗教之变,在于其不断开放;不变,在于其坚持独立。开放以独立为基础;独立并不是自我封闭,会在开放中更好地成就自我,同时也补益对方。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告诉我,30年前,邓小平回答卡特总统的询问: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OK;印刷发行圣经,OK;外国传教士,NO。这个回答直截了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将如此回答。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其实也有类似的回答,他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基督教与中国接触的方式……不再需要传教士从国外输入基督教,也不再需要单纯地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它追求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里实现反映基督教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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